我所亲历的研究生教育
看了一下，《往事18》是2017年11月份发布的，停写近一年了，原因是 “阿尔法狗”战胜人类顶尖围棋手，令我颇受震憾，也就研究“人工智能会计”课题去了，而此事绝对需要心无旁鹜，其它的暂时顾不上，现在已完成总体思考，告一段落，可以再回头来动笔了。
恢复高考后佳音频传
恢复高考之后,随着1977级、1978级和1979级相继入学,厦门大学校园里人气大涨, 本系的发展应是其中较为瞩目的,也许是多年来薪火从未断绝而形成了“先发优势”，此时可说是佳音频传。
1980年，本系成为首批硕士学位授予权单位。在《往事15》曾提及,1963年，时任副教授的葛家澍先生获批在全国首次招收会计研究生，方正生与何生棠两位学长应考过关了，却因故被叫停。而现在不但已经恢复研究生招生，连硕士学位都有权授予了。
1981年6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立，葛家澍教授担任第一届评议组成员。
1981年11月3日，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葛家澍教授成为新中国首批博士生导师，同批次还有上海财经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的娄尔行教授。上财出身的张为国博士有个情真意切的帖子, 把此事的背景信息写得很清楚，照录于下。
对于一代代上财人，想到、谈到母校的地位，切不可忘了一个人：厦大葛家澍教授。今天偶然在网络上看到这份资料：81年中国首批拥有博士点的全国高校，其中财经院校仅有上财。看到这份资料，使我联想到自己的博士导师，上财成为全国首批博士点时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选定的首批，也是上财唯一的博士生导师娄尔行教授，以及也是那次被首批选定为博士导师的厦大葛家澍教授，都曾跟我说过的同样的故事：那次遴选会议临近尾声时，经济学科组组长于光远同志走到参加评审的葛老师（记得当时葛老师还是一个副教授）面前，问：葛教授（或葛老师，或小葛），您为什么不申请做博导？葛教授二话没说，平和而明确地答道：上财娄尔行教授不当博导，我也不当！就这样，厦大和上财成了我国会计学界第一批博士点，葛老师和娄先生成了我国会计学界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他俩的申报材料都是临时补报的。真是由于是第一批博士点，上财在80年代又成为第一批应用类硕士生培养点，第一批MBA授予点，第一批文科博士后流动站（当时全国文科类仅有6所高校入围，另加中国社科院的三个点）。由于上财当时还有几位老师在解放初评定的教授等级较娄先生为高，娄先生有些不安，没马上招博士生。于是就有了葛老师带的第一个博士林志军比娄先生带的第一个博士汤云为早约两年取得博士学位的历史。部分由于这个原因，尽管上财会计系和厦大会计系一直是我国会计学术界最高级的两个竞争对手，但上财会计人，或至少是我，和厦大会计人始终象一家人一样，我们同代的博士生或年轻老师则永远象同门师兄弟、师姐妹。85年自己开始做娄先生的博士生，90年代初我任上财会计系主任，97年我去证监会任首席会计师，最后，07年到我去伦敦任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二、三十年间，我无数次去厦门出差，每次总不会忘记去拜见葛老师和葛师母。每一次葛老师和葛师母总会说，什么时候带小郭（我夫人）、小贝贝（我们儿子）来厦门玩玩。但我工作总是那么的繁忙，以至到葛老师去世，到今天，我从未带家人去过厦门，也从未去过鼓浪屿。要说我已过60的人生有什么遗憾的话，这可能是极少数几个重大的遗憾之一。这段感人历史，除了我自己外，我觉得，所有上财人都应铭记。当谈到自己母校的地位时，每一位上财人也切不可忘了他：厦大葛家澍教授！
老一辈学人的境界与情谊实在令人感佩！这里,唯一要订正的只是,葛家澍先生1980年时是正教授。
1982年4月，经济系升格为经济学院，葛家澍任首任院长。下设“经济学系”、“会计与企业管理系”等五个系，余绪缨、庄瑞澄先后任“会计与企业管理系”主任。
1982年7月，本系正式招收的首批研究生毕业，并取得硕士学位。他们是林志军、唐予华、谢琳琳、费忠新、黄志邦、黄礼忠。实际上，他们是1979年入学的, 正好受惠于1980年本系取得的硕士学位授予权。
随后，恢复高考后录取的77、78相继毕业,也有部分同学考取了本校硕士研究生。
1983年，厦门大学批准成立“会计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室”和“现代管理会计研究室”,本系的两大学术梯队开始形成。
1984年1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余绪缨教授成为第二批博士生导师，同批次有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杨纪琬教授。至此，在全国最早的四位会计学博士生导师中，本系拥有两位，形成“半壁江山”,厦门大学也成为国家批准的唯一管理会计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
其实并不“传奇”
我本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同等学力”资格，考取了1984级硕士研究生。
入学前的正式学历只是初中二年级，两年还没读满就赶上1966年文革停课，“下棋爬山闲聊读小说”地混了3年，1969年作为“知识青年”下乡务农6年，1975年被招工回厦门当工人9年，直到1984年考上硕士研究生。这当中一共跳过了中学4年和大学本科4年的8年正规学习期，似乎这个记录没有被人打破过，老让人觉有点“传奇”，所以还是简单说说过程吧。
恢复高考时，家里有兄妹三人已经考上, 我因为基础太薄弱，没敢报考。不过看人家读书，确实很羡慕，所以从78年起，也利用业余时间开始补文化知识了。在江湖上生活多年，练就了较强的理解能力和记忆力，两年多里除了补中学课程，因工作需要还读完了部分属于大学的课程，《高等数学》是樊映川版的，《无机化学》是厦大版的，《化工设备防腐蚀》是南京化工学院的油印教材，我还记得这学校在成贤街，有位热心的雷老师在我去信索书后寄给我的，感念至今。
转折发生在1980年, 厂里送我到福建省建材工业局举办的“财会干部培训班”学了5个月会计, 回来后开始从事财务工作。１年后的1981年末, 在《中国经济问题》发表人生第一篇学术论文《扩权企业“车间利润分成”核算法》，其时我妹妹正在厦大78级政经专业读书，她建议我可以考虑直接报考研究生了。
1982年，我的初中同学胡培从厦大77级财会毕业后, 我把他的全套教材讲义借来，开始系统地学习备考，记得利用业余时间在１年又４个月里学完，随即参加1983年的招生考试, 当年只招２名，我总分第2，却因政治经济学单科不过线而落榜，所以当年全系只招了余恕莲学长1人。此后又准备了１年，1984年招收5名，终于以总分并列第３考取了。
我的两个哥哥本科毕业后也都考取了研究生，全程见证此事的胡培兄在厦门日报发了条新闻《入学暂无门，成才永有路——汪家三兄弟都是硕士研究生》，又引来一篇记者采访和一篇评论员文章，轰动一时。胡兄至今还常向人讲述我的“传奇”故事，最后必定有个香艳的结尾“汪一凡收到很多女孩子的来信…”，呵呵。
我们的读书生涯
1984年本系以葛家澍、余绪缨两位先生合招的名义，拟招收三年制硕士研究生5名和二年制研究生班15名。三年制的招满了，由于把关极严，二年制的实际只招收到9名。这14位同学简称“84会研”，还有来自全国各高校的青年教师“助教进修班”同学，经常在一起上课。
我们踩进了幸福的好时光。葛、余、常三位先生亲自为我们授课，“财务管理”由加拿大专家授课，“会计信息系统”由美国专家授课。其时正逢厦门大学与加拿大达尔豪西大学有合作项目，课余还可以去蹭各种讲座, 印度裔教授老迪开的国际金融系列和伊朗裔教授老夏开的组织行为学系列，是我们最常去听的。此外，全校研究生的公共英语课按入学考试成绩分班，我所在的第一班又享受了配备英国专家的待遇。既长了知识又练了听力，这样的教育资源环境，实在是好得无话可说！
在名师教导下，同学们博阅群书，各自往不同的方向勤奋努力，又相互激励启发。我们见证了中国第一位会计学博士的出炉，围观了恢复高考后入学的师兄师姐们的学位论文答辨会，也常常“学术侃大山”交流思想，逐步地完成自我修炼。我很欣赏“熏陶”这个词，在一个环境中“熏”久了自然会有那股“味儿”，在一群很优秀的、不断进步的同学当中，你要不想长进都不可能。
看书过程中，我特别关注科学史方面，也就慢慢形成了理论思维能力。说到硕士生教育和本科生教育的区别，我觉得知识总量并没有增加多少，差别是观察事物的立足点提高了，理论思维能力也提高了，理论的作用无非是“解释过去，预测未来”，日后不管是从事研究还是从事实务，都会受益非浅。我的硕士论文师从余绪缨先生，定名为《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初探》，1987年答辩通过后，主要内容以《管理会计对象初探》为题，发表在1988年的《会计研究》上，总算是有个过得去的表现。
我们是怎么“闹腾”的
感谢厦大会计系的宽松氛围，我们基本上处于“放养”状态，上课是“听从内心召唤”的，不想去就不去。我住在市区中山路，85年下半年起又要帮着带孩子，仗着自学能力强，上不上课的更是随心所欲。当时主流的学习教材《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第1课是“A puma at large”，有同学开始叫我“puma”了，我还算机智，见人就叫puma，扩散成为“84会研”们的招呼语，自己才没有落下这外号。我的床位也成为研究生楼同学们的招待所，无须登记，无须交费，也不知道前后共有多少人欠了我的情，最气人的是自己没住，还老要洗被单！
随手写下那时我们是怎么“闹腾”的。
某年元旦，得知葛家澍、陈仁栋和吴水澍老师要到宿舍看望我们，我们临时去买了几张红纸，从楼梯口铺到宿舍门口，以示外交上最高等级的“Red carpet welcome＂，结果把三位老师都“震”住了，不舍得踩上去。
骑车去集美时，跑到厦门高崎国际机场转转，当时刚通航，只要没有航班就没人看守，我们顺着飞机跑道使劲蹬，想看看尽头有什么，结果发现就一片稀稀拉拉长着枯草的沙地而已，大失所望。还有爬山活动，每人带上一只烧鸡当午餐，到情人谷山上放松休闲。
现在时兴“穷游”，我们那时是“穷喝”。平时小酌，散装啤酒比瓶装的便宜许多，成为首选，再用几块钱买两斤花蛤，喝的汤和下酒的菜就都有了。会计系青年教师后来戏称的“酒文化学校”, 最重大的学术贡献“喝酒有助于提高外语口语能力”就是那时提出的，后来“校长”人选都出自我们“84会研”。我曾用10元钱请了5个同学的客，成本核算如下：托人从鲎试剂厂买来一对抽过血的鲎（新厦门人叫“海怪”的），因算是“工业下脚料”只要2元钱，请小店老板加工要4元钱，余钱买散装啤酒，6个人居然也能喝得酒酣耳热地大叫“苟富贵，莫相忘”。
下围棋是我的爱好，我和经济系柳兄、物理系曾兄搭档，自称“关西棋院”，凡有来挑战者，“先锋”先出场，不行了“大将”上，再不行“主帅”亲自迎战。曾有一次，组织“全校研究生联队”和“数学系本科生队”对抗赛，研究生联队大败，这才知道数学脑袋果然好使。这些还不够“过瘾”，又想策划成立“厦门大学围棋协会”，会长必须是全校冠军，时任校长田昭武先生也是棋迷，欣然答应当顾问，还真把这事做成了，成立当天我去请来厦门市的几位业余高手,为我们下指导棋。
在本系攻读博士学位的李兄，时任厦大研究生会学术部长，想举办些活动。因女诗人舒婷是我的初中同届同学，我们就跨海到鼓浪屿邀请她到厦大来开讲。只发了个简单的海报“当代诗人舒婷女士半小时演讲会”，地点定在当时博学二的专家报告厅（现已拆除，改建为科艺中心）。不料时间一到，发现听众太多，根本容纳不了。其时又是周末，改地点来不及报批，众人强行打开建南大礼堂，蜂拥而入，我注意观察，楼下都坐满了，楼上看得到的，至少前排也坐满了，实在是盛况空前，厦大人还是很“诗和远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