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教师中，常勋先生的经历最为特殊，可谓跌宕起伏。

       他出身于著名的圣约翰大学，该校创办于1879年，初名圣约翰书院，1881年学校开始完全用英语授课，成为中国首座全英语授课的学校。1905年升格为圣约翰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现代高等教会学府。 在这里，他追随恩师赵绍鼎教授，打下了极坚实的会计与外语功底，并于1948年1月毕业於约大经济系，留校任助教。此后的1952年院系调整时，作为教会学校的圣约翰大学被解散，并入上海多所高校，校址划归华东政法学院（今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

常勋早期照片 

       他原来工作的山东经济学院解散后，于1953年与顾继业、王春田等三位一同调到厦大来。其时汪慕恒先生正要调走，常勋先生便接手他所开的《成本会计》课程，还很认真去听了课。但过了不久，在1958年的飞来横祸中，他身陷囹圄，中断了在厦门大学的生涯。历史走错的一小步，对于常先生个人却意味着被埋没了的半辈子！笔者生性见不得悲剧，不忍细述他和家属无端蒙受的这段苦难生涯，故本文只能称为“学术小传”。

       在身陷囹圄近20年后的1976年，他于落实政策后被遣返回厦门，终于能过上家常生活，我有中学同学曾见他在家门口手工压制蜂窝煤砖，那都是难得的幸福。工作上，他也回到了熟悉的厦门大学经济系，但是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学校里有些人对他这个曾背着反革命罪名的人还存在一些异议，所以只被安排到系资料室工作。虽是处于被冷落的状态，急于投入工作的他很快就找到用武之地，发挥自己的英语强项，为经济系编的《经济资料译丛》提供了大量的译稿。 “我在资料室一待就是四年，这期间我博览群书，不但恢复荒疏了18年的专业，还潜心研究了西方会计学发展的进程和规律，算是因祸得福。”应当说这是一个“热身”的时期，他得以对西方会计学的发展变化作及时的跟踪，并积累了大量的学术资料。

       表１是他1978—1983年在《经济资料译丛》发表的译文名（由于该刊目录上没有译者的署名，只能一篇篇地去查，感谢校图书馆老师用手工所作的汇总）。但是，必须指出，这里很可能还遗漏了他以笔名发表的译文部分，因为翻译的学者大致多产，一位译者在同一期刊物发表多篇译文是很常见的，处理方式是只有一两篇用原名，其余的用笔名，而根据常勋先生自述, 他在该刊共发表了“150多篇”译文，所以用笔名的情况应当更多。可惜，目前无从掌握他常用的笔名是什么，尚难以查证。1980年秋季，常勋先生的历史错案得到平反，回归本专业并重登讲台。从表１中可以看到，1980年以前的译文多是经济学的内容，1981年起就转向西方会计学的内容了。我想提请读者注意的是，他在后来居上的“旋风”般效应背后，鲜为人知的是这一段时期所付出的艰辛。

表一：常勋《经济资料译丛》译文目录（1978-1983）

        1984年，常勋先生同时推出《会计专业英语》（立信会计出版社）和《西方财务会计》（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两本书，而他那时已经59周岁；

       1986年出版《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0年又出版《国际会计》（任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撰写出《会计师事务所经营管理问题》（国家会计学院内部教材）。

       在我看来，以上5册早期的成果是最具拓荒性的，代表了常先生的基本学术方向，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延伸、增订、移植、改版等形成的其它成果，虽难度不断加大，范围不断扩展，还是有发展脉络可寻的，常勋先生由此进入长达二十多年的学术成果高产期(见表2，书名相同而出版社不同的合并表现，未特别标明)。  

表二：常勋先生的基本学术方向

       上述方向都“接地气”，可以很现成地开出课程。读者从会计系往事17《恢复高考后的教材建设》中，可以感觉此前本系的课程尚不够丰富，常先生对本系教学乃至全国会计教学的这一重要贡献，特别值得一提。我还记得，当年常先生把研究生毕业留校的“新鲜人”陈箭深、国桂荣、王明花和我召集在一起，就《西方财务会计》和《国际会计》新开课程面授机宜，如对“实质重于形式”的理解等。此后我连着向88会一、89会二和90审计的三届同学讲授这两门课程，不但捧上了“饭碗”，还由于“教学相长”而对西方会计有了深刻的认识，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

       在中国管理会计学会2017年年会上，胡玉明教授在主旨发言中引用我聊天时说的“大师不仅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学科，而且还为其他学者和从业人员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和就业天地，解决一批人的饭碗问题”，葛家澍、余绪缨和常勋三位先生都做到了，而常先生尤为突出。另外，此“大师说”是本系校友储昭宪学长“原创”的感悟，我甚有同感，加以发挥传播而已，未敢掠美，顺便说明。

       除此之外，常先生在64岁时领衔创办厦大会计师事务所，并主持工作凡十年多；年近70岁时领衔创办华厦职业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近十年；作为专家为会计准则的制定献言献策；作为民主党派成员参政议政…其成就之多之广，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他说：“有的朋友怀着善意问我，为什么对于十多年的冤屈没有怨言，还是那么孜孜不倦地‘卖力’。我总是说，越是失掉过机遇的人，越会觉得机遇之可贵，‘有力不能使’的滋味才是最难熬的，我不过是紧紧把握住重新获得的机遇而已，别的都懒得去想了。这是我的真心话。”

       在常勋先生90大寿庆典时，我注意他的成果都是1980年代他复出以后的。后来特意问他本人，有没有1958年之前的成果？常先生回忆许久，说是曾发过一篇论文，但论文名和刊登的杂志名都想不起来了。当时我就想，要尽可能找到这篇文章。最近终于找到了，题目是《生产费用核算和产品成本计算的定额法》，发表于《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第2期，这一篇论文表明，他在蒙难之前的那一段时期已开始学术研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虽然常先生已仙逝而去，于我而言，也算是偿还了所欠的“心债”吧。

《生产费用核算和产品成本计算的定额法》论文首页

       在国人的观念里，唱戏本是“贱业”，俗称“戏子”，社会地位很低的。建国后学苏联,才有了“人民艺术家”等光荣称号，但随后的政治运动又很快地把他们打回原形，甚至不如以往。不过“文人票戏”又完全不同，这在民间一向被认为是极其风雅的事，号称“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就是典型的大票友。还在圣约翰大学时，常勋先生就是个票友，从圣约翰大学1951年毕业年刊上还可以看到当年他的剧照（感谢庄肇嘉先生提供），这是常先生自编自导自演的新京剧《纸公鸡》，他自己扮演麦克阿瑟，该剧后来还参加了上海市的公演。厦大会计系举办庆祝活动，常先生兴致高时就来段京剧清唱，极受欢迎。我还目睹了一个细节，作家章怡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和《伶人往事》两书出版时，我买了赠送给常先生，本来应该说《往事并不如烟》更有看头，但他更有兴趣的却是《伶人往事》，当场就爱不释手地看起来了，可以说当“票友”是他终身的业余爱好。

《纸公鸡》剧照

       常勋先生比本系其他同事们蒙受了更深重的苦难，我们有谁曾经历了那样的炼狱，有谁能从那么低的起点开始，靠真本事重新起步,又有谁能达到他那样高的成就？ 既能承受最差的，也能享受最好的，那就是大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