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先生家的客厅
我父亲退休前是厦门邮电局技术科长，1970年代后半期，他办了退休手续却仍在家上班，赶做电信线路总体设计方案。我们当时住鼓浪屿鹿礁路６号，他每天傍晚时会出门散步，也就结识了同住在鹿礁路的两位街坊，即厦门大学生物系严楚江教授和数学系李文清教授。三位老人常坐在海边的长石凳上，因为没有靠背，显得腰身笔挺，气场十足，他们从天下大势到儿女亲事，海阔天空地无所不谈，陪家父出来散步的我则在身后“垂手侍立”，因此有幸聆听了不少有关厦大的陈年旧事，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叫“口述历史”了，有所缺憾的是没有作录音录像或详细的笔录。
李文清先生回忆，1950年代他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在高教部食堂吃饭时，认识了前去办事的厦大校长王亚南教授。聊天时王校长只问起文史哲等诸多学科在日本的发展动向，却没问他主修的数学。后来，王校长给刚毕业的他寄来副教授的聘书，在学校里力排众议的理由，大致是“从李文清对各学科动态的掌握程度，可以相信他对自己的专业研究，水平绝不会太低。”李文清教授后来是自动控制权威，厦大计算机系首任系主任，他与陈景润的通信频繁，对陈景润选择研究方向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可见王校长作为大教育家的慧眼识珠和远见卓识。
颇有清高气质的严楚江先生则说起，建国初期校方给他评了个二级教授，他不太服气，就去质问“我是二级教授，请问王校长，谁是一级教授？”，王校长点了点自己“我是一级教授”，严先生口服心服，一时无语，颔首而退。
回想起来，口述史虽未必严谨可靠，却是异常鲜活。据本系1953、1954届校友回忆，王校长每开课就是全校性的大课，经济系食堂里都坐满了，后来者只好挤在窗口外面听讲（其时建南大会堂尚未建成）。仅此三个片段，王亚南老校长的形象是不是瞬间“高大上”起来了?！
在大学里，一个专业如何进行学术传承非常重要，对于其师承关系的形成脉络，或者说“学术谱系”，确实是有必要厘清的，所以我在厦门大学会计系往事7《有关肖贞昌教授的两个猜想》里提到了这个问题，并曾设法寻找相关的线索。其后，很高兴地接到了肖主任的长孙萧人孟先生的电子邮件，感谢萧人孟先生的主动联系，不但提及萧先生对学生的影响，也提及王亚南先生对葛家澍学术上的点拨。全文如下：
汪教授您好。
我叫萧人孟，是厦大会计系前主任萧贞昌的长孙。无意中见到您的大作“有关肖贞昌教授的两个猜想”，有些信息和您交流一下。
关于我爷爷和葛家澍教授，葛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我是通过我的恩师肖贞昌真正了解王校长的”。当时，肖贞昌担任厦大会计系主任，十分关心学生的成长。葛家澍在读书期间，经常向肖贞昌请教会计方面的问题。1950年，王亚南正式出任厦大校长。学校将现校档案馆二楼的一套房子分配给王亚南居住，由于王夫人没有一同前来，房间富余，王亚南便邀请同是湖北老乡的肖贞昌同住，肖贞昌欣然应允。葛家澍常常到肖贞昌家里，和他讨论诸如“会计学核算的对象”、“会计的属性”、“会计的具体记账方法”等学术问题。“我去老师家里时，才知道王校长也住那儿。” 葛家澍用了两个词来形容王亚南校长给他的印象：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葛家澍和肖贞昌讨论问题时，王亚南偶尔也会参与，葛家澍对王亚南的认识逐渐清晰深入。
“我的人生路因为王校长开始出现了转折”。在厦大刚任教时，葛家澍一心从事会计学教学工作，并不曾想过进行科学研究，是王亚南的一句话激发了葛家澍结合教学进行科研的决心：“在大学教书，如果不搞科研，你就只能是一名教书匠，不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学教授。”在王亚南的鼓励下，葛家澍走上了科研之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研究如何将国外先进的会计体系引进中国，葛家澍同系里其他三位年轻教师共同成立了“新会计研究会”，全身心投入到新会计理论和体系的研究中。当时，王亚南听说后非常高兴，经常鼓励说，葛家澍他们工作做得好，“王校长与肖贞昌老师也会经常参与我们的讨论，给我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议”。在王亚南的指导下，葛家澍还系统地研究了《资本论》和马克思的其他著作，这为他后来深入研究“资金运动学说”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我爷爷有四个子女，我大姑萧树旭毕业于厦大生物系任教上海水产学院，小叔萧树建，小姑萧树芳，及我父亲萧树铁。我父亲去年去世。曾任清华大学文革后由工科大学改回综合性大学恢复大数学系后的第一任系主任。
就是这些。谢谢您关于我爷爷的文章。
邮件中提及的“校档案馆二楼”，因档案馆现已迁走，又改为“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的办公地。请教了堪称“厦大原住民”的郑启五教授后，确认此楼雅名为“卧云山舍”，却已鲜为人知，后来因在文革中曾发生惨烈的武斗，以“造反楼”著称。读者诸君今后寻访时，问起“造反楼”就容易定位了，不必再操心“房客”是谁人。
（卧云山舍）
我就此事采访了汪慕恒教授，据他回忆，王校长和萧主任当时分别住在面对面的两个房间，中间是共用的客厅。萧先生的房间又隔为前后两间，当时会计系似乎没有资料室，很多文献资料都放在萧先生的前隔间里，萧先生家属又不在身边，所以他经常到萧先生家，在那里读书和查资料。
葛家澍教授曾经多次提及王校长和萧主任对他的影响，以下是他的弟子刘峰教授所作笔记的部分内容：
50年代初，我和余老师，黄道标老师等九人组织“新会计研究”兴趣小组，我们在肖（贞昌）老家开会，肖与王校长同住一座楼，我们开会谈论时，王校长对我们鼓励赞许，他有两次也参加我们讨论，本来他是一位经济学家，为什么会对会计有兴趣？实际上是为我们鼓气，对我们研究新会计的支持。有一句使我终生不忘的名言，就是他对我们说的“在大学教书，如果不搞科研，你就只能是一个教书匠，不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学教授”。我之所以决定结合教学进行科研，就是王校长的教导和指引。在我发表第一篇虽很不成熟，但在当时敢于与苏联会计学界持不同意见的论文《试论社会主义会计核算这门科学的对象》发表后，王校长大加赞赏（当然后来又陆续发表一些修正和完善我的观点的文章），在此之后，我一直受到他的关爱和指引。
毛付根教授也曾听余绪缨教授提及，萧先生常把青年教师召集到他家讨论学术问题，但自己是不动手写文章的。
顺便一提，民国时期本系教授鲜有学术研究之举，这一印象是有所依据的。目前已知的仅有，郑世察教授有一“成本会计”的译本，黄燕秋教授曾提出“县地方会计制度”的研究计划，但未见其结果。原因或在于，上海的会计教授可以偷懒，直接用英语开课，本系教授却分别受教育于中国、美国、德国、日本等，既然不能要求学生精通多种语言，便只能折腾自己，重点放在将所学“翻译、引进与融合”了。应当说，每一代学者的使命是各不相同的。
葛家澍先生本人于1950年代初便出入于“卧云山舍”，大致是不错的，至于该“新会计研究兴趣小组”的成立时间，则可略作推敲。汪慕恒教授是1954年离开会计系的，在此之前他未曾听说此事，可以推断不是在1950年代初期。而且，常勋先生是1958年身陷囹圄而离校的，如果他在那之前已经参与了，葛先生不太可能不提及，所以更有可能的，是该小组于1950年代末期才开始活动。至于人员，应该就是以经济系财会教研室在职的年青教师为主体了。葛先生言及此事时，也许因为其他成员不在会计系工作或已离世，在场的又是不知情的会计系后辈，所以在9人中只确切地说到了还在会计系的3位。
（会计系1954届毕业照）
上图是1954年的老照片，已辨识出来的影中人是，第一排左起，2黄国雄3潘德年7萧贞昌8黄燕秋9葛家澍11黄道标，黄国雄和潘德年当年也是青年教师。
在萧先生的客厅里还发生过什么，还讨论过什么，和林徽因“太太的客厅”类似，已经湮灭在历史长河中了。但是，我们大可以说，萧先生的客厅（更准确地说是王校长和萧主任共享的客厅），在1950年代是厦大会计的“学术中心”，绝非套话地说，它见证了“在校系两级领导的直接关怀指导下”，会计教师群体性科研活动的正式起步。在当时已经停办财经学院的综合性大学里，这应是硕果仅存的，也就得以在多年后体现出“先发优势”！ 我提出的关于“肖先生对于自己的两位得意门生究竟有何影响？这影响是如何形成的?”的猜想，也得到了初步的解答。
我的另一个猜想，有关萧贞昌和安永瑞这两位莱比锡博士：
德国的会计模式有何不同于美国模式的重大特点，这两位都曾经官至“省政府会计长”的人物又是否为本系植入德国会计模式的“基因”，潜移默化地发挥了影响力，使厦大会计系的学术思想与教学模式等在某些方面有别于其他高校？
放置于萧先生家“前隔间”里的那些文献资料，想来应当包含了从长汀时期起本系所用教材，讲义、作业、文献等等，或有可能为这一猜想提供佐证，还有待寻访其下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