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初，厦门大学会计系的常勋教授去世。至此，让厦大会计系站上中国会计教育巅峰的葛余常三位大师先后仙逝。一个时代的远去总不免让人唏嘘不已，更何况是让自己受益终身、让学校名扬天下的老师。一时间大家纷纷献上回忆和景仰，热心的校友也在不断呼吁更多的人来添砖加瓦，总不应该让老师的伟业在弟子手上湮于无形。几次提笔想凑一点热闹，但总是提起又放下。原因很简单，一是慵懒成性，二是记忆力衰退，能写的似乎不多。这几天春节假期，既不出游，又无访客上门，于是下决心试着写一点。自知没有什么可读性，最多也是不像样的琐记，不过是平息一下内心的不安而已。

       我是1978年秋入的厦大会计系，在三位大师那里各修一门课。按时间先后分别是葛家澍教授的“会计学原理”、余绪缨教授的“管理会计”和常勋教授的“会计专业英语”。85年回厦大在葛老师门下先是读硕士，又转博士（均半途而废，未得学位）。1981年夏随常老师去福建三明实习近两个月，朝夕相处。1989年又与葛余两位老师在加拿大一起访问，出入相随。这样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不是每个学生都能碰到的（后来去上海财大当老师，又得到龚清浩、娄尔行等大师的点拨教诲），我辈生逢其时，回想起来真不是一般的运气。

       来厦大前我当了近6年的工厂会计，所以在修“会计学原理”前是满不在乎的。及至课程开讲，才知道大部分内容都与实务关联不大。葛老师花大量时间讨论概念、原则和方法，具体的记账分录反而涉及不多。期末考试，我做完题想起身，葛老师示意还有附加题。记得附加题不计入总分，做不做对成绩没有影响。题目是评价增减记账法和借贷记账法。当时通行的记账方法还是增减法，葛老师在课上仔细分析了借贷法的来源和原理，以及为什么它比增减法优越。以当时的政治气氛，为西方色彩甚浓的借贷法平反是需要一点勇气的。不过在答这道题的时候我为增减法说了好话，着实和葛老师唱了一点反调。事后不免有些顾虑，怕引起葛老师不快。谁知他特意找我去谈话，不仅没有一点责怪之意，还赞誉有加。可以想象这对一个懵懵懂懂的初学者有多大的鼓励。以后接触多了才知道，宽厚待人是葛老师对所有人一贯的美德。

       余老师讲管理会计，一点不夸张地讲是开风气之先。厦大是最早把管理会计列入必修课的中国大学，我们就是最初的受益者。要知道当时的会计课程设置的主流还是以行业为线，无非是工业会计、农业会计、基建会计等等。打破这一习惯想来厦大也是鼓足了勇气，我们当时上这门课连一本正规的教材都没有，只有油印的讲义。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名词的译法如breakeven point，当时还没有共识，有译作保本点的，盈亏临界点的，还有译作盈亏平衡点的。余老师讲课，声若洪钟，声情并茂。讲到兴起，不禁手舞足蹈，极有感染力。

       常老师讲专业英语，本意是给打好英语基础的人补一下专业词汇和特殊用法的不足。谁知我们这些文革中毕业的中学生，一点英语基础也没有，这就苦了常老师。比如报表，我们搞不清table, statement, 和report的区别。讲到资产负债表又多出一个sheet，大家更莫名其妙，因为字典是一查sheet就是床单啊。   如此这般，常老师硬是把基础英语、专业英语和西方财务会计捏在一起来讲。常老师的英语根基扎实，功力深厚，像我这样半路出家后天努力又不够的只有仰慕的份。留给我更深印象的是常老师的谦虚好学。最初在翻译“matching”这个会计概念时，常老师译作“比对”，后来听说上财娄教授译为“配比”后赞不绝口，从善如流，从此改用娄译。有次去探望常老师，他十分感概地说，真老了，每天只能工作七八个小时了。要知道当时他已近八十岁了，让我这种还在壮年的人汗颜不已。

      1981年常老师带领我们去三明实习，我们一起住在三明化工厂，条件非常艰苦。记得大家一起住在一所学校的教室里，常老师的位置在角落里。对我们而言这就是一个吃饭睡觉的地方，对常老师而言更是一个工作场所。每天晚上我们这些学生还在闲逛狂聊时，他一定是埋头工作。能让他轻松一点的话题通常只有京剧。常老师是戏迷兼票友，当年可是上过戏台的。讲起梨园往事，名角轶闻，常老师往往是娓娓道来，还禁不住哼上几句。这时的他一点也没有刚刚从大难中脱身的落寂惊悸。其实长时间的不公正待遇和折磨对常老师的伤害是我们难以真正理解的。有次和他一起看电影，里面有文革的场面，黑帮子女在运动中饱受歧视打击。散场出来他长吁短叹，说起子女受他牵连常遭歧视，自责不已。这时我们才感受到他内心的苦痛。我曾问他文革在狱中最痛苦的是什么，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丝毫没有提自己的磨难，而是痛苦不堪地说不时被外调的专案人员提审，要求他指证其他人的通敌案底。“那是要逼我当疯狗咬人啊！”，可以想象当时他受到了多大的压力。那些至今还想要为文革翻案的人真应该来听听前辈泣血的控诉。

       葛老师、余老师夫妇及经济系的石老师于1989年冬到加拿大东部的Halifax访问半年。我们四个正在读研的学生（会计系的罗勤、林燕、统计系的李大进和我）已先期到达，正好承担起照顾老师起居的责任。我们住在同一栋大楼，我们负责中晚餐的采买烧煮。也难为了几位老师，居然忍受了好几个月现在回想起来是极其粗简寡淡的饭菜。饭前饭后，大家天南地北，高谈阔论，像极了一家人。那时几位老师都已不是第一次出国，但长时间居留还是第一次。仅靠加政府的一点津贴，还要想回国时买上几大件，生活其实还是相当紧凑的。但那点津贴已经远高于当教授在国内拿的工资，说起来不免感慨。

       和葛老师余老师聊天，很容易感受到他们的遗憾。遗憾之一是年轻时没有机会到国外留学，到现在和国外同行在研究方面几无共同话题。他们二位都是在抗战中入的厦门大学，炮火连天中还有一块净土可以读书是他们始终感激不尽的。但厦门（以及入学时的闽西长汀）当时毕竟是偏隅小城，比较闭塞，视野不够开阔，更谈不上与国外同行的交流。遗憾之二是壮年有所作为时偏遇政治运动接二连三，文革上更是饱受磨难，哪里还有专研业务的心情和条件。葛余常三位老师，蹉跎几十年尚有如此不凡的成就，要是风调雨顺，该有何等的硕果累累啊！

       让我们学生辈的颇感欣慰的是三位老师都相当长寿，都有机会见证历史回归正道。长寿必须要忍受的一个后果是寂寞，是眼见同辈一个个凋零。晚年的老师已经找不到同辈来聊天，葛老师常老师90大寿时，已经请不到同辈光临。下一辈的也已凤毛麟角，葛老师当时只想到了上财的王松年教授和中南财大的郭道扬教授，都是小他一辈的。晚年给老师带来慰藉和帮助的主要是在厦门的学生，说到这里要好好感谢在厦门的会计系历届同学。

（2017年2月7日 苏锡嘉于上海）

苏锡嘉，厦门大学会计系1978级校友，现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