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系史考辨
在《厦门大学会计系往事（八）》发布的文艺队时尚照片里，“庆祝本校接管二周年演出‘青春之火’纪念”字样后的日期，表明新政府应是在两年之前的1949年10月22日接管厦门大学的，而厦门是10月17日才解放，相当紧凑。之后，在学生毕业论文上观察到的变化，是原来的“商学院会计系”已改为“财经学院会计系”。
引进苏联会计模式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最缺乏的是计划经济的治国方略。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国政府请求苏联提供支援，苏联因而派出了各行各业的大批专家，在他们的传授下，我国在各个领域开始起步，有了明显的发展。
不过，曾有位苏联专家后来回忆，他一生只有两个时期是吃得好的，那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时期”和在中国当专家的时期，可见经济基础还很薄弱。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当然不可能全面领先，再加上派出人员难免有滥竽充数者，不加选择地全盘引进苏联模式，也留下了一些无法消除的遗憾。其中最大的败笔当属三门峡水库工程的上马，其时只有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一人明确反对，理由是大坝建成后，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会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我国的其他水利水电专家却全都盲目拥护苏联专家的建设方案，结果是“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被黄万里教授不幸而言中：该项目运行后一再改建折腾，至今谓河流域洪灾不断，后患无穷。
关于英语教学，曾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的张珑女士有如下的回忆（《水流云在——张元济孙女的自述》第96—98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年8月）：
“50年代时来了一位苏联专家指导我们的英语教学，…1952年院校调整后的西语系阵容空前强大，就英语专业而言，有来自清华、北大、燕京等五大院校的名教授，如朱光潜、俞大絪、李赋宁、赵萝蕤等等。他们早年或留英、或留美，英语水平都堪称一流。那天，大家聚集在临湖轩，聆听苏联专家的讲话。她用英语作了一个简单的开场白，接着就用俄语讲话，再由事先安排好的译员翻译成中文。我想，我们这些名教授个个都能用英语流利地作演讲，又何需翻译呢？最令我难忘也是最令我吃惊的是，那位专家强调一个论点：所有教学，包括作业，都应在堂上完成。根据这个论点，教学中从此不鼓励学生看课外读物。”
这位女士对自己的口语水平都没有自信，所宣扬的教学观点也是全然错误的，不知是如何作为外语教学“专家”跑到中国来，教诲起我们顶尖级的名教授的。这些名教授中，朱光潜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硕士、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博士，俞大絪是牛津大学硕士、李赋宁是美国耶鲁大学硕士，赵萝蕤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绝非等闲之辈，此情此景，颇有幽默感。
我国会计界也在学苏联，《新会计月刊》的《发刊词》（1951年1月25日）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先进的国家，学习苏联是举国一致的要求。据我们了解，苏联会计学原理和应用的方法上有很多独到的地方，值得我们取法，尤其对于计划经济的会计处理，值得我们参考。…我们要学习苏联经验，这是我们今后努力的第一个方向。”到中国的苏联会计专家有派驻中央财政部的，其中一位重要人物维纽阔夫于1949年底就到任了。有派驻中国人民大学的，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主要的学术传播中心。还有在基层企业如中苏合作公司的。所幸的是，他们还算有真本事，分别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当时本系教师所发表的论文中，余绪缨《苏联会计制度概述》（1948）在建国前就对苏联会计制度作了综述，相当超前，汪慕恒《一九五三年国营工业企业生产费用表的编制》（1953）介绍难度最大的“生产费用表”，葛家澍《先进的苏维埃会计核算形式》（1955）和《介绍阿发那西也夫教授关于流动资金个别周转指标与总周转指标相结合的公式》（1955）也是综述性的，可见本系教师们对苏联会计模式已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和研究。据1953和1954届在京校友的回忆，在校时所学的（苏式）凭单日记账知识，到工作单位后直接就可以应用了。
与此同时值得注意，葛家澍讲授的银行会计是基于中式的收付记账法，汪慕恒讲授的成本会计加入了美国标准成本的内容，看来苏联会计模式并没有占据统治性的地位，本系的教学内容还是“兼容并包”的。
建国初期需要考辨的情况
一份厦门大学第一届毕业生、人类学家林惠祥学长的本科毕业证书，在网上广泛流传，以其1926年的“古早味”引来一片赞叹声。
目前可以看到最早的厦大会计系本科毕业证书，是1953年的。杨菊卿学长读书期间是会计系学生的“首席代表”（相当于今系学生会主席），1953年从会计系毕业后，一直在本校教务部门工作，毕业证书就是她所珍藏的。
会计系在建国之后的第一次招生是1950年，这些同学却是只读了３年，于1953年就毕业了。第二次招生是1951年，同样又是在3年后的1954年毕业。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份本科毕业证书澄清了这个疑团。
在证书上，盖有两个长方形的印戳，一为“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华东高等教育管理局验发”。更有趣的是另一个印戳，其中的文字是“原为四年制，肄业期满三年，奉令提前毕业”。原来，由于建国初期急需会计人才，本系的这两届同学是把四年课程压缩到在三年内提前学完，然后就毕业了。他们的主要去向是北京的各部委机构，如林文澄学长后来任中国科学院财务主管，原孝钟学长后来任北京某大型军工企业的总会计师，等等。以后，随着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展开，有很多同学又分布到天南海北去了。
到工作单位报到后，有的单位人事部门一看是读了三年的，就只给专科毕业的待遇。而由于离校时走得匆忙，有些同学连毕业证书都没拿到，并不知道可以用“奉令提前毕业”来为自己申诉，因此吃了闷亏，当然这是后话了。
在厦大校方档案的毕业生名录中，1953届同学是以“会计工商管理系”名义毕业的。但是，我们从1951年汪慕恒毕业论文封面上的“会计系”字样，和1953年杨菊卿本科毕业证书上的“在本校会计学系肄业”字样，可以确认这段期间里，“会计系还是那个会计系”，除了归属上从商学院改为财经学院外，并没有发生机构的实质性变动。也就是说，“会计工商管理系”其实并不曾存在过，为尽可能使本系历史成为“信史”，这是有必要澄清的。不过，当时有个情况可能与此有关，需要提及，即福州大学院系调整后只留下工科，部分非工科院系的同学转学到厦门大学来，所以本系毕业人数激增，如1953届就有61人。转学来的这部分同学未必都是学会计专业的，是否为了包容这种情况，校方在“会计”之后加了个“工商管理”来应变，也未可知。
需要澄清的误会还有“工业会计系”一说。《厦门大学报》2004年11月19日上的一段报道说“经历了半个世纪天南海北的分离，我校54届工业会计系毕业同学于10月26日又重聚母校”。这又造成了新的困惑，当年真有工业会计系吗？采访1954届学长原孝钟后才知道，由于建国初期大上工业项目，已成为社会气候，同学们也自称是“工业会计系”以显得更有“面子”。50年后他们相约回校时，写下了文艺范十足的《告同学书》，还是沿续了当年的自称。
54届工业会计系同学们：光阴似箭，不知不觉中，我们竟然已从母校毕业整整五十个春秋！
50年前的1954年，青春年少的我们击节而歌，激情飞扬，怀着对社会，对人生的美好憧憬，带着恩师们的殷切期望，告别母校，飞赴各地，踏上人生一个又一个征程，攀上事业一座又一座高峰，不遑多让，概当以慷。盛开的桃李永远不会忘记春风、阳光、雨露的滋润，母校恩师的栽培，我们永铭在心。…
不知情的校刊当然要跟风报道“工业会计系校友回校”了，其实“工业会计系”同样不曾存在过，从1954届毕业照上方的字样，也可以看到“会计系还是那个会计系”，又是虚惊一场！
据杨菊卿学长回忆，到了1954年，来了新规定，综合性大学只能办经济系，不允许财经学院存在，时任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教授便办了个新的经济系，把会计等专业“打包”在经济系中保护起来，所以，1954届的学长们毕业后，史上“第二茬”（1941－1954）的会计系也就终结其历史使命，在此后二十多年里一直作为“经济系会计专业”而存在，学生们都从经济系毕业，会计专业教师则在经济系的“财务会计教研室”里工作。
